张爱玲写完了《秧歌》之后，她再接再厉，又接着写了《赤地之恋》♀部中篇小说《赤地之恋》比《秧歌》更加“右倾”由于稍晚于《秧歌》的后一篇作品《赤地之恋》，它们的右倾倾向大致相似，或更甚，这引起了内地学者更加有力的评判与批判

    小说背景开始时是在农村，后来移至城市，涵盖面更为广阔说的主人公大学毕业生刘荃是个积极有为的青年，大学毕业后自告奋勇地到华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结果到了农村，他的一腔理想主义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他看到的是一场场骇人听闻的“左祸”，目睹了“左祸”的盛行之后的一场场冤案，刘荃内心非常的痛苦sg

    最为让刘荃感到痛苦的是：村里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够上级规定的数目，就拿一些中农的序跋中，力称‘所写的是真人真事’，而且不嫌其烦，屡述‘故事的来源’，恰恰表现出她对小说本身的说服力缺乏自信，就像旧式店铺里挂的‘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一样，事实不容假籍，想象需要依托，张爱玲1952年11月就飘然远引，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这里不存在甚么秘诀，甚么奇迹！”

    还有的学者认为：从本质上讲，张爱玲对现实的政治少有兴趣，她自己就曾经说过自己：“像（对）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在外面”所以，她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心灵的圈子里，漠不关心外界的一切，包括民族存亡的大事也不关心所以既能与汉奸胡兰成相爱，也能有当日本人邀请她参加“大东亚文学会”时的坚决推辞♀一切说明了她对现实政治冷漠到没有利害的程度，这实在是应了“她仅对那个已经没落了的时代抱有无限的深情”她认为时代如列车，终归要向前的，抓住列车是不容易的，只能借助于古老的记忆所以，除了对过去时光的荒凉的品味，她对一切现行的社会存在着隔膜包括她没有经历过的政治，她也会本能地去否定而这种否定却恰与现实本质相去甚远于是，张爱玲不幸被早在她走红时期就提过忠告的傅雷言中了：“奇迹在中国并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的收场”张爱玲终因不过问政治而向往文学艺术，但政治又反过来出卖了她的文学艺术，这是她始料未及的悲剧

    以上的种种猜测与专家们的指责，张爱玲却不这么认为，张爱玲给予了强烈的立场分明的反驳她在《赤地之恋》的序中称：

    “《赤地之恋》所写的是真人真事，但是小说究竟不是报告文学，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与一部分地名隐去，而且需要把许多小故事叠加在一起，再经过剪裁与组织画面相当广阔，但也并不能表现今日的大陆全貌，譬如像“五反”，那是比“三反”更深入地影响到一般民众的，就完全没有触及当然也是为本书主角的视野所限制‖时我的目的也并不是包罗万象，而是尽可能地复制当时的气氛♀里没有概括性的报道我只消读者们看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多少嗅到一点真实的生活气息”

    这里张爱玲从一个侧面否定了是美新署的授意，麦卡锡也从另一个角度多次否认了这两部小说并不是美新署的授意(在上一个章节有麦卡锡否认的原话）

    我们认为：张爱玲此时在香港，回想起自己在“三反”“五反”中所受到的惊吓，以及背井离乡的隐痛，她也要以文学的方式来加以宣泄

    可是，来到香港以后，种种的境遇使她破了戒她离开大陆，其实就是一种政治抉择而一旦进入香港，就更是进入了一种特定的话语情境，她必然要向政治靠拢

    有很多大陆“张传”作家，深为张爱玲的败笔感到惋惜，有可惜她为饭碗而写作的，也有可惜她政治上太幼稚，其实都是在为替她屈为辩护

    这样的良苦用心大可不必v爱玲创作这两篇“向右走”的小说，完全是自主行为，绝不是懵懂无知或者是为了饥寒交迫

    这两部“向右走”的小说，都是张爱玲的深思熟虑之作她一是考虑了“市场效应”，二是宣泄了自己当时的情绪

    因为张爱玲到了香港后，对于写作的题材当然有过考虑，无论是香港东南亚还是美国，她面临的都是一批与大陆截然不同的读者群，因此要投其所好♀应该说是张爱玲创作《秧歌》和《赤地之恋》的创作背景之一，应该说这是她自己内心的选择的题材

    《赤地之恋》在写作时，比起《秧歌》，显得更为笨拙与苍白，几乎可以看出写作时心境的仓皇，许多地方只是一触即过；且故事前后断为两截，是用了说书的写法，说到哪儿算哪儿，缺乏内在的混一结构v爱玲吸取了《秧歌》的教训，特别注意了东南亚中文读者的口味，里面始终有一条爱情伏线，但这不是她所情愿的，所以颇感不顺

    在写《赤地之恋》时，与《秧歌》完全处于相同的原因，张爱玲写起来也是非常的不顺手v爱玲对《赤地之恋》同样没有信心，虽然写作时仍旧很认真，但也又出现了创作不畅的现象宋淇夫妇如老朋友一般按时去看望张爱玲，以解除张爱玲的寂寞和不如意

    在张爱玲完成了《赤地之恋》以后，因为没有信心，她又专门为《赤地之恋》求了一卦，签文是：

    动华之后

    降为舆台

    安分守己

    仅能免灾

    《赤地之恋》果然不妙，首先美国出版商就缺乏兴趣，结果销路不好，几乎无人问津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到了家香港出版商，出版了中文本年后又出版了英文版中文本还有销路，英文本则连问津之人几乎都没有♀样的结果坚定了张爱玲的信念：以后决不再写她所不喜欢不熟悉的人物和故事了

    可以说，这两部书稿的写作和出版，应该是张爱玲创作生涯的“滑铁卢”阶段，是张爱玲创作生涯的黯淡时期，这倒不是说她“反gong”有什么不好，作为一个贵族世家的后裔最终被迫“流亡”的女作家，她有些这样的立场不难理解，其是非曲直自可有不同的看法，但对于创作而言，还是要以时间的真实与人性的真实为上

    张爱玲“传奇时代”的作品都做到了真实为上这一点，但《秧歌》《赤地之恋》作为笨拙的诋毁之作，实在是不能不令人为她遗憾客观而论，这两部作品都比较失败，张爱玲自己并无农村生活经验，即使在1952年初随上海文艺界的土改队伍进驻过苏北农村呆过很短的一段时间，那不足以对农村的认识，况且写作又是受人指使，难以成功几乎是必然的♀一点，张爱玲自己也承认的

    后来，张爱玲也私底下里表示对这部小说“非常不满意”年代末香港皇冠出版社重印她的作品时，她拒绝将《赤地之恋》列入出版计划因为她的心里很清楚很明白

    但是，因为这两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秧歌》，张爱玲却认识了胡适，并因此结下了不朽的友谊先是张爱玲寄《秧歌》给胡适，并附了一封短信，消自己的这部书能像胡适评《合花》的“平淡而近自然”

    胡适回信，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曰：“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后来张爱玲又去了一封信，除了解答胡适对《秧歌》的一些疑问外，还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一直有一个志愿，消将来能把《合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

    后来张爱玲移居美国后，果然实现了把《合花》译成英文这一愿望，这也是胡适的愿望她还专程访问过胡适，胡适也予以回访对于同样远离中国现实太久的胡适来说，靠纸上点评，也仅是隔岸观火，永远触不到实质性的东西点来评去，也是与《合花》是评论一致，无非是些纯粹技巧上的东西，表现出了没有根基的一代文人的虚浮与空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