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网址：www.xs.fo</p>贞观二十四年秋，太极殿的梁柱间弥漫着凝重的气息。

    李承乾端坐于主位，案上摊着全国州县的《秋粮呈报册》，朱笔在“江南歉收三成”“陇右粮价微涨”等字样上圈点，声音透过殿内的寂静传向百官：“新政推行三年，商税增了，工坊兴了，可百姓的饭碗还没端稳。”

    “三熟稻在岭南试种成功，却难抵中原旱涝；钱庄平抑粮价，终究是‘堵’不是‘疏’。今日朝议，只论一事，如何让大唐百姓人人有饭吃。”

    百官肃立，殿内只剩呼吸声。

    粮食是盛世根基，可受制于耕作技术、水利条件与土地肥力，这道难题压在每位大臣心头。

    李承乾自己也没什么好的办法，所以才把这个问题丢在朝堂上来解决。

    不指望能完全搞定，或许可以给他一些灵感。

    房玄龄率先出列，躬身奏道：“太子殿下，老臣以为，粮食之困，一半在产，一半在运。去年江南丰收，却因漕运淤塞，三成粮食在途中霉变；关中缺粮时，蜀地的存粮却运不进来。”

    “臣建议扩建洛阳、长安、扬州三大粮仓，将‘常平仓’制度推至州县，每县设‘义仓’储粮，同时疏通汴河、邗沟等漕道，用新式漕船运粮，损耗可减四成。”.

    “如此一来，丰年可储粮防歉，歉年能调粮赈灾，虽不能增产，却能让粮食活起来，减少浪费。”

    长孙无忌接着出列，奏道：“房相所言极是，但若只重储运，不重耕种，粮仓终会空竭。”

    “臣以为，需强化‘农桑考核’，将州县官员的考绩与‘亩产增幅’‘荒地开垦数’并论，凡三年无增者降职。”

    “同时让实务科进士下乡，手把手教百姓用新式农具，在北方推广粟麦轮作，南方试种双季稻，由户部拨银补贴稻种。”

    顿了顿，长孙无忌严肃道：“关键在落实。去年下发的《农桑要术》，不少州县束之高阁，需派督查官严查，确保农技真正到田、到人。”

    魏征眉头紧锁，出列时声音带着急切：“两位大人所言皆善，却未触及根本！”

    “如今关中、河南的良田，三成被勋贵豪强兼并，百姓佃种豪强之田，亩产三成归主，自己只剩七成，如何能饱？”

    “臣请太子殿下严令‘清查隐田’，凡豪强多占的土地，按均田制分给无地流民；同时规定‘永业田不得买卖’，违者抄没入官，让土地回到耕者手中。”

    而后加重语气：“无地则无粮，无粮则不稳。不抑兼并，再多仓储、再好农技，也填不满豪强的私仓！”

    魏征是个狠人吶。

    直接就开始打豪强了。

    如果是先前贞观年前，为了维持社稷稳定，魏征肯定不会提出这个方案。

    毕竟这往下的阻力很大，大概率是白忙活一场，无法真正落实。

    但新政下，政令直达县城，皇权空前强盛，强势清查隐田是行得通的。

    褚遂良看了一眼魏征，没有多说什么，这个时候去攻击魏征的发言没有意义，哪怕朝堂上大多数人都属于‘豪强’系列。

    但这些话是没有问题的，很多人都能看到，只是因为既得利益者不敢说。

    现在说出来，就看太子如何择决。

    但他也不能什么都不说，便道：“魏公所言土地问题，非一日可解。”

    “臣近年在江南考察，发现农具改良可立见成效。”

    “百炼司新造的‘水转大纺车’能省人力，若改造成‘水转龙骨车’，灌溉效率可提一倍。”

    “另外，臣从西域引入‘耐旱豆’，在贫瘠山地可种植，亩产虽不如麦稻，却能救荒年之饥。”

    耐寒豆就是后世的鹰嘴豆，褚遂良没有正面去应对魏征对于土地问题，而是转换思路绕开。

    “臣请在陇右、陕北试种耐旱豆，同时让工部批量打造新式水车，由商部牵头，让工匠下乡修造，百姓以粮抵工价，不耗国库却能增收。”

    朝堂众多臣子们纷纷赞同褚遂良的观点，实际上也是为了便宜太子的视线，保障自身利益。

    这就是臣权跟皇权的相勃之处了。

    豪强本身的依赖在于权势，能在中枢朝堂上的，别看李承乾日常面对的都是顶尖大臣，然而哪怕个户部侍郎，几乎没什么发言权，在李承乾眼中的‘小官’。

    放在地方上，那就绝对是一等一的大官。

    一个户部侍郎背后，哪怕自己是清官，下边的宗族依旧会有大量人攀附，自发行成‘豪强’势力。

    这就是权势所带来的影响，不需要自己主动去做。

    所以大部分官员，自然不想魏征清查土地的言论被太子重视，可他们又没胆子去直接说，那就只能转个弯去支持褚遂良。

    毕竟褚遂良的言论也是很有道理，挑不出毛病。

    李承乾淡淡的看了眼褚遂良，没有多说什么，现在还没到时候。

    虽然以他如今的威势，强行去做没有阻碍，可到下边，清查整个大唐的土地收效会甚微。

    这需要大量的人手，可这些人手本身也是既得利益者，自然会相互勾结。

    哪怕是新生代的官员，那些寒门士子，他们一入朝廷，后面同样有大量攀附。

    这是属于时代的难题，不是几句话下去就能解决的。

    太常卿萧瑀须发皆白，出列奏道：“诸公皆重‘术’，却轻‘礼’。”

    “臣以为，当恢复‘亲耕礼’，太子殿下春耕时率百官亲耕籍田，昭示重农之意。”

    “同时在州县设‘农桑社’，每月聚百姓讲学农桑，表彰‘耕织能手’，赠以布帛、免除徭役，激发百姓耕种积极性。”

    殿内百官纷纷提出各自的看法，一是为了在殿下面前露脸，二也是为了冲淡魏征的发言。

    有的说“修关中水利”，有的提“减免农税”，有的建议“养官牛贷给农户”，议论声中，皆是务实之策。

    李承乾静静听着，这些建议都很好。

    房玄龄的储运能减耗，长孙无忌的考核能促学，魏征的均田能保民，褚遂良的新种能救荒，萧瑀的劝农能励心……可他知道，这些都只是改善，而非解决。

    时代的局限如同一道无形的墙。

    没有化肥，土地肥力难续，没有机械，全靠人力畜力，亩产天花板触手可及。

    没有大规模水利，旱涝之灾仍能轻易摧毁一年辛劳。

    大臣们的建议，不过是在墙内尽可能腾挪，却推不倒这道墙。

    李承乾抬手示意安静，声音沉稳：“诸位爱卿的建议，皆可采纳，房相主仓储漕运，长孙卿掌农技考核，魏卿领清查隐田，褚卿试新种农具，萧卿复亲耕礼。”

    随后起身，目光扫过百官：“但你们我都清楚，这些还不够。粮食问题，是大唐盛世的‘软肋’，需一代接一代攻坚。今日起，设‘农桑司’，专司粮食增产之事，由房相牵头，诸卿协同，孤每月听一次呈报。”

    殿内再次肃静，百官躬身领命：“臣等遵太子殿下令！”

    李承乾心中明白，这道难题，他或许终其一生都无法彻底解决，但只要每一年多收一亩粮，每一户多存一斗米，盛世的根基就会更稳一分。

    或许最好的法子，就是期待有人真的能从美洲带回来土豆种子了。

    只是让李承乾没想到的是，很快就有了收货。

    ——

    晋王府外的小巷里。

    李义府穿着洗得发白的青色襕衫，望着街角稽查司的税卡出神，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那枚早已失去光泽的金鱼袋。

    那是他当年任晋王长史时，李治亲手所赐的信物，如今却成了无用的装饰。

    贞观二十年，玄武门的刀光尚未散尽，李承乾的新政令便如春雨般洒遍长安。

    作为晋王李治的长史，李义府曾是夺嫡之争中跃跃欲试的“黑马”。

    自以为能借晋王上位，跻身权力中枢，可现实给了他狠狠一击。

    李承乾夺权后，虽未苛待李治，保留了晋王爵位与俸禄，却将府中属官尽数调离，李义府这个核心谋臣首当其冲，被改授“著作佐郎”的闲职，连晋王府的门都难再踏入。

    最初的两年，李义府活得像个困在笼子里的困兽。

    他搬出了晋王邸旁的官宅，住进西市附近的小巷，昔日门前车水马龙的景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酒肆的喧嚣与小贩的叫卖。

    他常常在深夜独自饮酒，对着空荡的庭院骂骂咧咧：“凭什么？我李义府就该困在这破屋子里抄书？”

    有一次，他在酒肆撞见昔日下属。

    如今已是稽查司的主事，正拿着商税账册核对账目，谈笑间说起“太子殿下看重能吏，不问出身”。

    李义府借着酒劲上前搭话，对方却只是敷衍地拱拱手：“李郎官如今清闲，倒是福气。”

    那语气里的疏离，像针一样扎进他心里。他摔了酒盏，在一片惊愕中踉跄离去，背影在灯火下佝偻如虾。

    真正让他从颓废中抬头的，是贞观二十二年的一场暴雨。

    那年关中涝灾，李义府被困在巷中，眼看雨水漫过门槛，却见一队穿着“农桑司”制服的吏员踩着泥泞而过，他们手里拿着新式水车的图纸，正挨家挨户教百姓加固田埂。

    有个年轻吏员认出他，竟躬身请教：“李郎君曾在晋王邸论过农桑，您看这‘龙骨水车改良法’，是不是能让排水快些？”

    那一刻，李义府愣住了。

    他看着吏员手中的图纸，上面密密麻麻的批注、精确的尺寸标注，全是他从未接触过的“实务学问”。

    而更让他心惊的是，这些年轻吏员提起太子殿下时，眼中没有敬畏，只有要把事做好的专注。

    这与他熟悉的权谋官场截然不同。

    那晚，他翻出了被束之高阁的《新政要义》，那是李承乾夺权后刊发的小册子，他从前看都懒得看。可借着油灯，他第一次认真读起“汇通司商税改革”“实务科考绩标准”“农桑司农技推广”的条文，越读越心惊。

    李承乾的新政，竟真的在“按能力用人”。

    账算得清的去户部，懂农技的去农桑司，连西市的波斯商人，都能凭贸易额获得“荣誉市舶使”的头衔。

    “不问出身，只重能力……”李义府喃喃自语，猛地将酒坛推到一边。

    他想起自己年少时凭明经科入仕，靠的正是“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的硬功夫。

    想起为李治草拟策论时，那些精准剖析朝堂利弊的锋芒。他失去的或许不是机会，而是适应新规则的能力。

    从那天起，李义府变了。他不再去酒肆买醉，而是提着点心去劝学馆“蹭课”，听实务科的博士讲“算学与税银核算”。

    他跑到汇通司的公告栏前，抄录每月的“商税增减表”，对着数字琢磨其中的逻辑。

    甚至跟着农桑司的吏员下乡，看他们如何教百姓用曲辕犁耕地，记录下“亩产增幅三成”的实证。

    妻子见他每天早出晚归，背着装满书册的包袱，笑他“四十岁的人了，还学什么年轻学子”。

    李义府却不恼，他在油灯下整理的笔记越来越厚，从《商税三维核算法》到《州县农桑考绩细则》，甚至对“稽查司监察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若在各州县设‘匿名举报箱’，可防地方官瞒报，比定期巡查更高效。”

    有一次，他在劝学馆遇到褚遂良，这位素来瞧不上他的老臣见他正与学子讨论“西域商路优化策”，不禁诧异：“李著作竟也研究这些？”李义府起身行礼，语气平静却带着锋芒：“太子殿下推行新政，天下人皆可学之。褚大人难道不知，如今的朝堂，看的是策论里的真见识，不是旧年的功劳簿？”

    褚遂良愣了愣，随即抚须笑道：“你能如此想，倒是长进了。”

    贞观二十四年的秋阳里，李义府站在晋王府外的小巷。

    他打听到了太子殿下在朝堂上的问话，如何让大唐百姓人人有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