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网址：www.xs.fo</p>恐惧终究能压垮任何人，何况眼前只是个仅有几分小聪明的孩童。

    在云台阁肃杀的气氛中，年幼的刘晔被这阵仗彻底吓垮了，竟当场失禁了，被几名内侍带了出去。

    不过即便是个成年人，被一群朝廷重臣围在中间商讨是否要判处自己死刑，而且支持死刑者居多，恐怕也难逃心理崩溃的下场。

    然而，刘晔最终并未被判处死刑。

    依照郭图一贯的行事风格，为了维护正在修撰的新法，刘晔本该是非死不可的。

    毕竟除了天子，无人能让郭图退让半步，即便是三公，他也敢直言顶撞。

    何况阁中多数阁臣也倾向于死刑的判决，没有人愿意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宗室子弟，去损害朝廷正在修订的新律法的公信力。

    出乎意料的是，素不精通律法的荀攸，却敏锐地抓住了郭图论据中一个有待商榷的漏洞。

    那就是世祖光武帝建武十一年诏令中那句“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其中“减罪”二字，究竟该如何界定？

    后汉律法允许缴纳罚金、以爵位减罪，或凭过往功劳，依“八议”之法减罪。

    那么律法中专门保护十岁以下孩童的特殊条款，是否属于这种“减罪”，是否被包含在世祖光武帝诏书所禁止的“减罪”范围之内呢？

    郭图一时语塞，荀攸的诘问切中了要害，这个定义确实太过模糊。

    过往有“春秋决狱”作为主导，这些细节本不必深究，但如今既然废除了“春秋决狱”，则必须字斟句酌。

    一直沉默旁听的廷尉左监法衍，不动声色地以如厕为由告退，疾步出宫，直奔廷尉府存放司法档案的文库。

    凭着对过往案例的记忆他迅速翻检，终于找到了一份可供参考的类似判例。

    孝章皇帝时期，会稽郡豪强之子年方九岁，杖杀老奴为戏，吏奏当弃市。

    彼时还只是督邮的故太尉郑弘根据《二年律令·具律》“有罪年不盈十岁，除；其杀人，完为城旦舂”，认为不满十岁的孩童心智未开，“心不辨死生之忌”，根本不明白死亡的严重性。（注1）

    最终，郑弘判决豪强赔偿老奴家属一万五千钱，并鞭笞豪强三十下，作为其未能教导和监管幼童的惩罚。

    后汉的司法体系是以成文法为主体，以判例指导为辅。

    尤其是在面对疑难案件时，会优先检索过往类似判例作为判决依据。

    而这些案例被称为“决事比”，每年岁初，廷尉府会将上一年由朝廷和地方判决的案例进行遴选，将典型案例汇编整理，经天子批准后正式录入“决事比”，作为往后司法审判的参考。

    而刘晔杀死奴仆的案件，考虑到被杀奴仆本身恶行累累，且背负多起杀人、奸淫、劫掠、侵地等重罪，且刘晔是被其生父刘普亲自押送雒阳，勉强可算自首情节。

    再依据法衍提供的决事比，加之天子也有意给刘晔一个机会，最终说服了原本态度强硬的郭图。

    因此最终的判决参照会稽郡那起旧案，依据《二年律令·具律》“有罪年不盈十岁，除；其杀人，完为城旦舂”，判处刘晔“完城旦舂”。

    《二年律令·具律》“城旦者，治城也；舂者，治米也。皆作五岁，完四岁。”

    这个“岁”，指的并非是刑期。

    后汉的城旦舂是终身劳役刑，“完四岁”中的“完”，指免除剃发、剃须及其他肉刑、墨刑，“四岁”则指最初的四年必须服高强度的劳役。

    四年期满后，会被分配强度稍低的工作。

    然而，由于劳役地点多在偏远的边郡，环境极其恶劣。

    且不论水土不服和北狄南蛮袭扰的风险，单是头几年的高强度劳役，就足以让许多人丧命。

    即使熬过这最初的高强度劳役期，由于长期艰苦的生活和劳作，鲜少有人能活过十年。

    不过被判为城旦舂的官奴，理论上可以在结束初期高强度劳役期后，通过缴纳罚金来赎身，恢复庶民身份。

    即使无钱赎身的贫民，也有机会得到朝廷的“大赦”而得以归家。

    但被大赦赦免的归家者，要么早已妻离子散，要么便是物是人非，即便归了家最终也鲜少能安度余生。

    而刘晔身为宗室子弟，即便其父刘普不愿出钱赎他，宗正卿刘虞也不会袖手旁观。

    但今日对刘晔的判决过程，却触动了刘辩，让他意识到了一个长期被朝廷所忽视的严重问题。

    大汉的律法体系，实在是太混乱了。

    刘辩眸中光芒闪烁，眼中流露出几分复杂的意味，忽然抬起头，目光扫过殿中众臣，最终停在郭图身上，低声道：“公则，新法修撰工作，暂且停下来吧。”

    话音方落，刘清不发一言地默默退出了云台阁返回后宫，而郭图却是浑身一震，猛地抬起头看向天子，以为是自己听岔了，却见天子的目光也沉沉地落在他的身上。

    改奴仆“卖身制”为“雇佣制”的新法，已由廷尉府、司隶校尉府、朝中精通律法的官员以及各地修习《大杜律》、《小杜律》等各家律法的士人，呕心沥血编撰了近三个月！

    各地的宣传工作也已铺开，如今天子竟要叫停此事？

    见郭图眼中满是困惑与不解，刘辩只是微微摇了摇头，沉声问道：“公则，盗窃660钱以上官粮，依律当如何判决？”

    郭图略作思索，虽不解其意，但还是答道：“回国家，《二年律令·盗律》有云：盗赃值过660钱，黥为城旦舂。”

    刘辩紧接着追问道：“那若是盗窃驿传为邮卒准备的官粮呢？”

    郭图闻言，瞳孔骤然一缩，脸上瞬间掠过一丝明悟，声音低沉下来，缓缓答道：“《九章律·厩律》有云：值过500钱则弃市。”

    问题的症结，也就在这里！

    大汉近四百载，实际上并没有一部包罗万象的成文法典，其基本法律框架由多部“律”共同构成。

    核心是汉初丞相萧何主持制定的《九章律》，此后不断有新的律法作为补充和细化，譬如叔孙通的《傍章》、高后的《二年律令》、孝武皇帝的《沈命法》、《左官律》、《酎金律》、张汤的《越宫律》、赵禹的《朝律》等等。

    但这些律法并非取代和废除前法，这使得律法进行了不断的迭加和并存，导致了针对同一类罪行，使用不同的律法裁决结果相左。

    譬如“盗窃官物”这一罪行在《盗律》与《厩律》中的处罚就不一致，《盗律》按财物价值量刑，是为一般法，而《厩律》按财物性质量刑，是为特别法。

    然而在司法判决时，并无“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明确原则，官吏可依据自己的理解甚至偏好，选择性地引用律条和“决事比”，最终导致了大量的“同罪异罚”现象。

    大汉历经近四百年，各种律、令、科、比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重复、矛盾或定义模糊之处，卷帙浩繁，相互龃龉，使得官吏难以准确掌握和运用律法，执法混乱不堪，致使冤假错案丛生。

    郭图逐渐明白了天子的心意，眼中的困惑瞬间被一种灼热的光芒取代，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激动地看向天子，声音也带着一丝颤抖，道：“国家是欲臣行故司空陈昭公（陈宠）之事乎？”

    孝和皇帝永元六年，他的五世祖郭躬于廷尉任上病逝，接任廷尉一职的是后来的司空陈宠。

    郭躬在世之时曾与陈宠议论，认为彼时大汉律法繁多庞杂且多有重复或冲突，筹谋许久但未及上疏便溘然长逝，继任的陈宠后上疏孝和皇帝，言“犯罪应者610条，耐罪（剃除鬓须）1698条，赎罪以下2681条”，合计律法共4989条。

    这还不包括用于判例指导的八万余条死刑、耐罪和赎罪的“决事比”！

    在得到孝和皇帝支持后，陈宠开始对律法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校对和清理。

    然而，历代帝王未录入成文法的诏令并未计入清理范围，譬如世祖光武帝保护奴仆的诏书，加之彼时连续数年天灾频仍，又遭到权倾朝野的大将军窦宪的打压，以及陈宠本人维护世家豪强的立场，使得删减整理的工作不过是虎头蛇尾，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失败。

    最终的成果仅仅是粗略地将律法条文总数压缩至3000条，其中以劳役为判决结果的赎罪条款2602条，被删减的多是死刑和耐罪条款，并将大量死罪改为赎罪条款，且“决事比”依旧余留了死刑13472条，耐罪11000余条，以及赎罪3000余条。

    而“赎罪”顾名思义，允许通过缴纳财物来抵罪。

    这实质上是在为世家豪门提供规避严厉刑罚的合法途径，富者可通过贿赂官吏，在判刑时援引特定的“决事比”案例，将重罪轻判甚至免罪。

    正如今日判决刘晔一案的方式，以至于民间百姓讥讽“律令如丝，判例如网”。

    “不！”刘辩断然摇头，道，“陈昭公行事虎头蛇尾，私心甚重，朕不取也。”

    刘辩霍然起身，离开御座，大步走到郭图面前，席地而坐。

    “这件事要做，就要做到底！”

    “朕要杜绝多律并行，统一律典！若律法若有增益减补，皆在原法进行变更，不再新设旁律。”

    “至于‘决事比’……自此以后过往判例仅作参考，不得直接援引定案！”

    刘辩深深地望向郭图，忽然伸出手，一把紧紧攥住了郭图的双手，声音低沉却又裹挟着一股决意，道：“公则，可能为朕前驱，你我君臣同心，共做这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

    郭图眼眶瞬间发热，嘴唇剧烈地颤抖着，喉头哽咽，似乎是想说什么，却又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但他心中所想表达的意愿，已然通过与天子双手交握时的劲道而清晰地传达出来。

    统一律典！（注2）

    统一律典之于法家士人，分毫不亚于大一统之于帝王！

    尤其这件事，还是他五世祖郭躬生前的未竟之业！

    继往开来，统一律典！

    这简直完美戳中了法家士人的爽点！

    真要是把这件事办成了，百年后到了地底下，商君和韩非子见了都得给他磕两个，再恭恭敬敬唤一声“郭公”！

    郭图猛地将双手从天子掌中抽出，奋然起身离席，神色决然，行至殿中伏地叩首，脑袋重重地磕在地上，硬生生将额头磕出一道刺目的血痕，双目也因激动而赤红，声音嘶哑，道：“国家，若事不成，臣自请车裂之！”

    ——

    注1：《太平御览·刑法部·卷九》卷648引《会稽典录》补遗：“郑弘为督邮，会稽有小儿击杀官奴。吏奏当弃市。弘驳曰：‘小儿年九岁，未及志学，心不辨死生之忌。宜减死论。’遂令赎杖，偿奴直万五千，笞父三十。”（裴松之《三国志注·吴书·虞翻传》引《会稽典录》亦有提及。）

    注2：历史上第一部不再以多律并行，而是进行了统一的律典，是唐高宗李治永徽年间，由长孙无忌牵头，以《贞观律》为定本，结合《开皇律》和《武德律》，编撰而成的《永徽律》及配套阐明律条文义、问答疑义的《律疏》，合称《唐律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