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使宋(这一章可以跳过不看)

作品:《普天之下

    当大宋皇帝和朝中重臣们在谈论贺兰国王及他所采购的书籍时,赵诚也在和刘翼谈论同样的事情。

    刘翼随赵诚逛礼部贡院外的各家书铺时,见到朱熹的四书集注卖得最火,并买了一套,一读之下即食之如髓,不忍释卷。因为地域相隔以及政治与军事对恃的局面,朱熹的学说目前只能在江南才可以看到,中原士人根本闻所未闻,中原读书人只知道周、张、二程而不知朱某人为何方神圣,更未接触到他的学说。

    “我刘翼少时博览全书,自以为学贯古今,今天才知如井底之蛙,一叶障目也!”刘翼放下手中的书叹道。

    屋舍内,明烛高照,赵诚也和刘翼两人一起凭窗共读,在身后的墙体上投射出两道长长的身影。

    “明远兄几年前不也写就一本《刘氏十三经集注》吗?比这朱熹还多出九经,岂能妄自菲薄?”赵诚笑着道。

    “相较之下,在下所著不过是皮肉,与朱氏这大作相比,缺少筋骨。”刘翼道。

    刘翼说的是世界观的问题。

    “依我看来,朱氏也不过如此。明远兄,可知朱夫子为何生前不招上一个皇帝赵扩喜欢,死后却享有赫赫盛名?”赵诚问道,“同样,明远兄可曾想过孔夫子为何生前也不招人喜欢,为何孔圣人带着七十二弟子周游列国却处处碰壁?”

    “春秋时,列国相攻。为人君者。自顾不暇,哪里能有明君采纳孔圣人的主张呢?”刘翼道,“我听说朱熹生前也是遭小人陷害。故而郁郁不得志,所作巨著,如明珠暗投也。”

    “当年孔子曾被齐景公奉为国宾时,礼遇不可不谓隆。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如今士人看来恐怕是人之大伦天经地义吧?”赵诚道,“齐景公也大为悦服,给孔子以鲁国上卿季氏与下卿孟氏之间地待遇,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

    论语•微子)。齐景公还打算把尼溪这个地方封给孔子,进一步加以重用。可是有人跳出来表示反对,何也?”

    “那是晏婴为首的齐国大臣的反对使然,因为他们以为孔子之道并非是治理国家地善法。”刘翼道。

    赵诚忽然大笑:“我若是晏婴,我也会反对。”

    刘翼摸不着头脑。

    赵诚又道:“若是王从之在此,他定不会如明远兄这么看,这就是你与他的不同之处。你是真正的读书人。讲究的是学问本身。而明远兄学的却是谋略与实用之学。你只会从做学问本身为学。而不会去想在学问和所谓治国之道背后所隐藏的东西。”

    “请国主赐教。”刘翼道。

    “但凡学问,一为吟诗作赋、寻章摘句,这当然也是学问。还有一种学问,却是在故纸堆里寻求真义,诸如孔孟、董夫子,宋初之周敦颐、二程洛学,又有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蜀学派等,近才有朱熹集大成者,他们的学问其实就是自己的治国主张。无论是仁恕之道,还是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就是为政之道。但我更愿意称之为哲理,但凡有一套自己地哲理主张者,即成一家。若是为一些人所赞成。即是一大家。孔子之不得志,朱熹之落魄。能否得志还要看他们的主张是否为有真正权力者所能容。”赵诚道,“孔子年代,列国政出大夫,陪臣执国命也,若果真按照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话,必然会损害一些大臣的身家利益。士大夫们如何能答应?朱熹也是一样,他不仅得罪了当朝大臣,还得罪了皇帝,下场可想而知了。可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新皇帝即位,金口玉言,朱熹就成了万人瞩目之硕儒。”

    “秦有商鞅,故秦法苛刻;汉有董仲舒,故独尊儒术。国主的意思是说,但凡一种主张施行与否,并非是其法高下如何,而是掌权者之选择?”刘翼有些泄气道,“我所集注十三经,虽不同于汉至五代之治经那样,从章句训诂处着手,但终究是学问本身,于国无益,只能供做学问者参考一二。”

    赵诚见刘翼有些泄气,鼓励道:“明远兄不必颓唐,诚如你所说,这朱熹所著述不过多了一副筋骨,因而其血肉丰满,为江南士人所景仰。若是你刘明远若也能给自己找到一副筋骨,那岂不是也成一大家?”

    “做学问岂能如此?”刘翼诧异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先人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代又一代的君主都这么说,文人们也这么说,所以天下百姓都认为皇帝就是天,是不可违抗地。倘若先人说,普天之下百姓最大,皇帝若是不堪,应当被赶下皇位,后人会怎么看?这不过是一妄言,既使说了,没人会放在心上。孟子也曾说民为贵,然而真正为皇帝者在意吗?”赵诚道,“我赵诚也是一国王,所以我若是说你刘明远所说地就是普天之下最正确的主张,凡是与你所言相背的,都是伪禁之学,将来若是在我治下兴科举,那么我贺兰的读书人谁会不将你刘明远的著述当一回事?再进一步说,我赵诚若是得了天下,那又会是什么样的情景?上有所好,下有所趋也!”

    赵诚光明正大地说出来自己的意见,无非是要确立自己的治国主张。刘翼是赵诚的心腹,虽然并没有沽名钓誉之意,但自己地著述若是有利于赵诚的统治,他当然不会拒绝。

    “蜀学如苏氏,洛学如程氏。临川如王氏,皆有所长,不可偏废也。然学者好恶。入乎彼则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好恶所以萌其心者。苏学长于经济,洛学长于性理,临川学长于名教,诚能通三而贯一,明性理以辨名教。充为经济。则孔氏之道满门矣,岂不休哉!”刘翼怀疑道,“难道国主欲以一家之学盖百家之学乎?”

    “我早就说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将来我不会去禁止任何一家学说。但为政者,总会有所取舍,何为治国之道。全有赖于明远兄之著述。”赵诚道。“司马公著《资治通鉴》,试图以史为鉴,考历代之得失,借以今用。明远兄所述不仅要有自己的地筋骨,这副筋骨还要经得起考验才行,言前人所不能言,推陈出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为要。然文字由大篆到小篆,又从秦篆到汉隶,尤其是经秦火,古代经文亡逸颇多,后世之儒不得不穷首皓经。有一二字经文便有三五万言之注疏。以致有白首不能通一经之说,故步自封罢了。但宋人却不这么做。是从义理大义出发,讲究经世致用。我观朱熹之学说,却是道德性命之说太甚,虽有经世致用之主张,我却不太赞成,用来治国却是差了些。”

    “治民、军事、天文、算术乃至百工,处处皆学问,国主要是让士大夫精通百业,岂不是太强人所难了些吧?”刘翼道。

    “儒学为体,杂学为用。”赵诚道,“譬如练军,儒学可没告诉我如何练兵;又如冶铁,若无技巧高超之匠人,如何才得沙场杀人之利器?再如律法,儒家主张仁字当先,然而时世却是该严则严,该宽则宽,只因律条规定之不同,不能因时因人而异,时人都云秦法苛刻,然宋国不杀士大夫,却也是过宽了。还有商业及商人之地位,我一向却将其视为国家基业之一。若是儒者,重农而轻商,则吾不喜,重文而轻武,我又不喜。宋人治学,从释家中寻求真义一二,却又反佛。我心目中的儒学,却不是故步自封,虽坚持本心,却不排斥他家之学,譬如技艺末学。”

    刘翼并非是死读书之人,一来是因为他年轻,不会如老夫子一般热衷于科举,也没那个机会,因而思维比较活跃;二来这些年来远离故土,四遭地环境变了,他地心境也自然发生变化,尤其是追随赵诚多年,见过太多让他有所触动的东西。所以他不会故步自封,对所谓地名教大防存在着自己看法。

    文人一般都有自己的抱负,通常来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尽管有许多人千里求学只为官,但不能否认总有一部分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命运会改变一些人的最终结局,有文弱书生不得不持刀横卧沙场,有羽扇纶巾的文士为了心中的理想,却不得不与奸臣权贵攻讦伐异。

    时势造英雄也,英雄并非总是武士,文亦英雄。浑源刘翼因为赵诚注定改变了他自身地命运。倘若天下太平,他恐怕和大多数文人一样穷首皓经,赴科举,或中进士为官,或屡试不第。但是命运让他沦为蒙古人的奴隶,又因为看见太多的生死别离,与外面世界的迥况,他丢弃了以前自家书斋里的幻想。

    他丢弃虚妄的理想主义,捡起了实用主义,一种需要儒学理论支撑的实用主义。《刘氏十三经集注》就是一个很好地开始,如宋国文人疑古一样,他缺少地只是一种更加切合实际的理论体系。而这个主张从一开始却是中原的沦丧与战争的杀戮给他带来的震憾,然后遇到了一个思想奇特让人既使不太信服,也无法辩驳的赵诚----因为他有一定的治世经验作为自己的证明。更深一层意义上讲,正如赵诚自己所说的,他是一个有权力者,既可以让文人地主张成为治国之纲,又可以去证明这种主张是否能达到国家昌盛的最终目的,只要他有机会付诸行动。正如宋国文人所希望的“内圣外王”政治理想一样。

    赵诚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有野心,但却缺少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去支撑统治。他不能绝缘于这个时代,这种体系并不会脱离于儒家经典的论述,这是政治现实,只是更加讲究经世济用地。

    三月地这个夜晚,在江南临安这座院子里,贺兰国王赵诚与刘翼两人秉烛夜谈。赵诚试图在朱熹的理论基础上加以完善,弱化人欲天理之辩,增加诸如“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地方法论,对于君子为学强调“学贵履践、经世济用”,并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孔子经典言论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学而优则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进行重新解读,还原或者赋予其进步意义。

    譬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本身没有问题,但由此衍生出的理解就有问题了。许多人认为,孔子是不看重“利”的,由此推之,君子是不言利的。其实这不符合孔子的思想,孔子依然好利,他曾经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还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孔子看来,君子应该追求“利”,但不能有“不义”之利;他甚至认为,当国家清明时,个人不能得利不能富贵,那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如此,赵诚就可以找到提高商人地位,进而大力发展商业获利的理论依据。而商业的发展,却会促进手工业的发展,而手工业的发展就意味着技术进步有了可能,并带来社会形态的变化。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哲学思想是基础,一种有着进步意义的哲学思想,虽不会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但若是占据主导地位,却会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一个民族的灵魂。不能成为助力,就会成为阻力。

    总之,是按照赵诚的治国思路,从儒学中寻找理论支持,使之成为一种有理有据,思想严密的体系。这也是赵诚在现实与理想之中寻找中间道路的尝试,王敬诚是自己的智囊,何进等武人是自己手中的刀箭,这刘翼就成了赵诚手中的笔。

    文治与武功,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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